對商標侵權假冒案件司法移送工作的思考
閱讀提示近期，北京市工商局朝陽分局查處了5起酒類商標侵權案件，涉及茅臺、五糧液等諸多知名品牌。經過立案、對涉案物品扣押和取證調查等環節，上述5起案件全部移送公安部門，并抄送檢察院，順利完成“兩法銜接”。本文作者結合這些商標侵權案中的移送流程和扣押物處理等工作，總結經驗，提出思考，敬請關注。
相關案情
前不久，通過群眾舉報和商標權利人舉報等途徑，北京市工商局朝陽分局執法人員在不同時間對5處假酒制銷窩點和銷售門店突擊檢查，發現大量已灌裝和尚未灌裝的知名品牌酒類及其包裝物，涉及茅臺、五糧液、國窖1573、芝華士、馬爹利等品牌。經商標權利人現場鑒別，確認上述商品均為侵權假冒商品。執法人員當場對上述涉嫌侵權假冒商品采取扣押措施，并經批準對當事人予以立案調查。
執法人員在調查中發現，上述5名當事人中有3人存在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假冒他人注冊商標的情形，且非法經營額均在5萬元以上；另有2名當事人存在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且銷售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情形。當事人的上述行為，涉嫌構成《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未經注冊商標所有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及第二百一十四條“銷售明知是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銷售金額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的情形，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及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朝陽工商分局依法將上述5起案件移送司法機關，并作移送結案處理。
司法移送案件標準及流程
“兩法銜接”指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之間的有效銜接。行政執法部門將涉嫌犯罪的案件或線索移送公安部門進行刑事查處，公安、司法機關將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案件移送至有關行政機關處理，檢察機關擔負監督移送、監督立案職能。
針對“兩法銜接”問題，國務院制定了《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辦法》。2017年3月，朝陽工商分局依據《北京市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辦法》《北京市朝陽區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工作暫行辦法》，制發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陽分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工作辦法(試行)》(以下稱《工作辦法》)，進一步規范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相關程序。
前述案件正是制定該《工作辦法》后的首批移送案件。朝陽工商分局在執法及案件辦理過程中，嚴格執行移送標準和移送程序。
在查辦案件過程中，朝陽工商分局根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條假冒注冊商標罪及二百一十四條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構成要件，對這5起案件，從是否有制造及銷售行為、非法經營額、假冒注冊商標數量及商標權利人鑒別意見等諸多環節調查取證，在確定3起案件構成假冒注冊商標罪，2起案件構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并認定符合移送標準后，依照程序予以移送。
在移送過程中，朝陽工商分局對照《工作辦法》，在案件具體移送、移送案件復核及移送案件審批環節嚴格執行相關規定。執法人員針對上述5起案件，分別制作了涉嫌犯罪案件調查報告并填寫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行政處罰案件有關事項審批表，與案卷一并報辦案部門負責人審批后送法制部門復核。在主管副局長批準后，該分局將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書、涉嫌犯罪案件調查報告、涉案物品清單連同案卷正卷一同移送公安部門，同時向檢察院制發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抄備函及案卷復印件。
通過5起案例移送的實踐，朝陽工商分局有效貫徹落實了“兩法銜接”的相關要求，并為今后進一步打擊知識產權侵權假冒的違法犯罪行為積累了寶貴經驗。
對移送中扣押物處理的思考
對上述5起案件，朝陽工商分局以當事人的行為涉嫌違反《商標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為由立案調查。在移送前的案件調查過程中，執法人員在現場依據《商標法》第六十二條的規定，對當事人涉嫌侵權假冒的商品進行扣押。在移送過程中，有關扣押物的移送與處理也成為上述5起移送案件執行中的難點。
《工作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對公安機關決定立案的案件，應當在收到公安機關立案決定告知之日起3日內與公安機關辦結交接手續，并于交接之日起解除對查封、扣押的涉案物品的行政強制措施。”一般來說，公安部門沒有存放扣押物品的倉庫，通常出具委托保管書，委托工商部門保管物品。因此，在移送過程中如何處理依據行政強制措施扣押的涉案物品，成為實踐中的難點。
在上述5起案件中，有3件為執法機關依法解除扣押程序，由公安機關重新扣押并向工商部門出具扣押清單復印件及委托保管文書；有2件為整案移送時，由已決定立案的公安機關直接出具委托保管書，并委托工商部門保管，無須由工商部門解除行政強制措施。
由于涉案商品均為涉及消費者健康和安全的假冒白酒，先行解除扣押方式具有一定風險：如果公安機關無法及時完成無縫銜接的扣押，可能造成涉案商品再次流入市場。直接向公安機關移送并接受公安機關委托保管的方式，也存在一定問題：在涉案扣押商品連同移送材料移送公安機關的過程中，扣押物的物權已移轉至公安機關，公安機關立案調查也需要出具扣押文書，即同時存在刑事與行政機關的扣押。由于行政強制措施中的扣押并未解除，是否能認定移送過程即為對扣押物解除扣押，相關法律法規并未明確。此次執法機關分別采取了上述兩種方式，但哪種方式更加合理，仍有待研究。
結合本案實踐，筆者認為，與難以確認扣押物物權轉移所面臨的風險相比，酒類這種可能危害消費者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商品再次流入市場帶來的危險性更大。因此選擇不解除扣押措施，直接移送公安機關并接受公安機關委托保管的方式更加合理。在今后的辦案過程中，如何避免其中的法律風險，仍有待市場監管部門與公安及檢察機關加強溝通，共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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